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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尼斯人官网:尹中卿代表:减税降费好事要办好 不能名降实不降

时间:2019/3/12 9:45:23  作者:  来源:  查看:10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  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GDP增速预期增长目标?减税降费两万亿大礼包怎样能真正落地?新预算法实施5年来,预算管理取得了哪些进展,还有哪些问题?对此,新京报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。  谈宏观经济形势与GDP增速“对发展速度的下行不要看得那...
  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GDP增速预期增长目标?减税降费两万亿大礼包怎样能真正落地?新预算法实施5年来,预算管理取得了哪些进展,还有哪些问题?对此,新京报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。

  谈宏观经济形势与GDP增速“对发展速度的下行不要看得那么重”

  新京报: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为6%-6.5%,你怎么看待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和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?

  尹中卿:2019年到底怎么办,这是一个大的问题,最近议论的比较多。我认为,分析当前的宏观形势,肯定离不开对近些年的整体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。

  改革开放40年可以分两个大的阶段,前30年是高速增长,从1979年到2007年这30年时间,GDP平均增长是两位数,我算的结果是平均增长10.03%,这是很高的增长。不过,这三十年里,也有十三个年份低于10.03%这个平均增长速度,其中1982年、1992年、2002年是在9%以上,但低于10%;1986年、2000年、2001年,这三年在8%以上,但低于9%;1979年、1980年、1998年、1999年,这四年低于8%;1981年、1989年、1990年,这三年低于6%。也就是说,虽然前30年是两位数增长,但是有13个年份是在10%以下;有3个年份是在6%以下,分别是5.2%、4.1%、3.8%。

  新京报:那么2008年以来呢?

  尹中卿:发生比较大的转折是在2008年,国际金融危机,从2008年到现在10年了。这10年,除了2010年,当时在四万亿的计划之下,短期实现了当年的10.4%增长目标,追上了前三十年的平均数,但是其他年份都低于两位数增长。

  其中,发生最大下降的当然是2008年了,因为2008年比2007年下降了4.6个百分点。有两个年份下降幅度超过了1个百分点,2011年,比2010年下降了1.2个百分点;2012年,比2011年低了1.4个百分点。也就是说,这10年年均下降最大的除了2008年是个特殊情况,受到经济危机冲击,其次就是2011年和2012年。

  除此之外,其他年份下降的幅度都不到0.5个百分点。特别是最近这5年,2015年比2014年下降0.5个百分点;2016年比2015年下降0.2年个百分点;2017年比2016年下降0.2个百分点;2018年比2017年下降0.3个百分点。

  新京报: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?

  尹中卿:数据说明最近这五年来,实际下降幅度最大的也就是2015年下降0.5个百分点,其余年份基本每年下降幅度也就是0.2到0.3个百分点。为什么要分析这个趋势呢?因为从中能看出2019年到底会是什么情况。

  从数据来看,最近这五年,年均下降的最大程度是0.2个百分点左右。2019年只要不出现重大事故,按经济运行的周期来测算,2019年如果比2018年下降0.1个百分点,GDP增速就是6.5%;下降0.5个百分点,GDP增速就是6.1%。如果GDP增速低于6%,那么下降幅度就肯定超过了0.6以上的百分点,就超过了最近5年的平均数,相当于2011年和2012年的情况。

  正是因为这样,2016年第一次在确定预期指标的时候搞了“区间”,当时2015年GDP增速是6.9%,确定的2016年的目标是6.5%到7%,最高线比2015年还高了0.1个点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用的区间指标,但是比2016年的区间指标更加主动。去年的GDP增速是6.6%,但是今年的预期目标是6%到6.5%,最高线比去年还低了0.1个点。应该说今年这个区间指标的考虑是很充裕的,低于过去两年6.5%左右的预期增速指标。

  新京报:那么确定这样一个充裕的区间指标,会带来哪些影响呢?

  尹中卿:最近有人议论,今年这样的区间指标的确定,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?有人认为是主动的,我们不可能低于6%,甚至可能高于6%,也可能在6.3%到6.4%之间,这样的区间指标能够增加经济发展的上限和下限的宽松度,能为经济的结构调整、转型升级,为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留下足够的空间,也减低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,同时也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。

  也有人认为是被动的,认为我国面临内外部的不确定性,风险挑战多,经济增速难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,所以把指标定得低一点。

  新京报:您认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?

  尹中卿:这个区间指标大家都还是很赞成的,判断指标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,取决于我们怎么看。那些认为是被动的,比较强调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,强调要顶住下行压力,因此希望财政政策要更加加力增效、积极宽松,货币政策要宽松,一些改革要主动让路一点,比如环保别抓那么紧。这种观念还是有一定市场的。

  我为什么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这么长期的一个经济运行过程呢?就是要从长期的发展趋势到短期我们面临的困难,从导致这次经济下行的趋势中面临的国内外的问题,看清一个问题,对发展速度的下行不要看得那么重,也就是我宁愿相信我们这个区间指标是主动作为的。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看重长期发展,不要过多看重短期的波动,更加注重国内的发展,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。

  谈就业与收入“收入分配政策应该跟上”

  新京报: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就是就业优先政策,把就业问题置于全局的高度来审视,对此您怎么看?

  尹中卿: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社会政策方面,主要强调要把就业政策排在宏观政策的重要位置。2018年我们的就业人口增加了1300多万,不过实际就业人数是减少了。尤其是2019年大中专毕业生比较多,预计将近834万人,再加上原来去产能的再就业问题,所以要把就业政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。在经济下行趋势下,只要就业能够稳住,经济增长速度适度下降也没问题。不过,社会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政策,2016年和去年,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,就是没有跑赢GDP。

  新京报: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  尹中卿:去年通过修改个税法,有大约8000万人的工薪所得不再缴纳个税,从交税变成不交税了。同时,新个税法增加了抵扣,增加了六项专项抵扣,也使一部分工薪收入的个税负担水平相对下降。从这两个角度来说,对于改革居民个人收入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不过,改革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要有比较过硬的措施。个别地方虽然解决了就业问题,但是有的减少了劳动时间,比如建筑工人、装配工人,原来一干干一年,现在有的提前几个月回去了,企业放假了。这就会使打工的务工的收入受到影响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政策应该跟上,能更好地促进消费。

  谈减税降费“好事要办好,不能名降实不降”

  新京报: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全年总体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,您认为怎么实现这个目标?

  尹中卿:怎么把减税降费的目标落实下来,这是2019年最关键的问题。我们财经委在计划预算审查报告中,写了“三个确保”:第一个“确保”,确保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落到实处,不能名义上减少了,实际上从别的地找回来了;或者本来应该1月1号搞的,却推到下半年;或者中央要求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从19%降至16%,我这个地方有特殊性我不搞。第二个要确保主要行业的税负明显降低,制造业等行业从16%降至13%,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等行业从10%降至9%;第三个要确保所有的行业只减不增。

  为什么要把“三个确保”写进来?就是真正能够使这个好政策、这个好事要办好,不能名降实不降。

  新京报:“三个确保”怎么落实呢?

  尹中卿: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政府。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,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0%。按照现在增值税降低的幅度,必然造成政府支出,这部分钱从哪儿来,怎么补?特别是现在各省的人代会都开过会了,都已经定了预算盘子。

  所以要解决支出的缺口,提高地方政府的减税降费积极性。对于政府来说,要真正做到“三个确保”,应该开源节流并用,要下决心调整预算,把无效的支出压掉。政府很多刚性支出是没法压的,例如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的支出。现在能动的主要是两部分,一部分是政府所拥有的资产,另外就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和利润。

  新京报:还有其他要注意的问题吗?

  尹中卿:落实“三个确保“,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些行业,比如垄断行业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%,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%,那么电力行业、通讯行业怎么落实?

  第三个,我觉得对企业和公民也要有要求。现在企业家很高兴,确确实实拿到了近两万亿这个减税降费大礼包。但是,这两万亿如果炒房地产,买股票,就白搭了。我们应该降低制造业的成本,增加制造业的利润,如果不解决整个社会利润率的问题,资金还脱实向虚,也许会有人拿钱搞私募资金,搞财务公司,炒股票炒房。我认为应该围绕减税降费制定政策,鼓励企业用减税降费的这部分资金发展生产,加快科技创新,提高产品的质量,增加雇佣的工人数量,提高企业职工的工资,这样才能实现共赢。

  谈预算管理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有一些问题”

  新京报:预算法实施条例为何一直没有出台?

  尹中卿: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的预算法,2015年开始施行。现新预算法已经实施四年了,预算管理有很大进步。但是也有一个问题,从法制上来说,1994年通过预算法,1995年1月预算法实施条例实施了。但是2014年通过新预算法,新的预算法实施条例一直没有出台。有关部门反馈,大部分意见都统一了,只有个别意见还有分歧,概括来说就是国库经理的问题。

  新京报:对于5年来新预算法的实施效果,你怎么评价?


  尹中卿:实施效果是不错的,2015年新预算法施行四年来,预算有很大进展,例如部门预算现在更加完善了,今年增加了十多个部门。一般转移支付增加了,专项转移支付明显减少。而且,专项转移支付不仅按照项目编制,还按照地区编制,今年还增加了效益目标。不过,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还有一些问题。

  新京报:具体是什么问题?

  尹中卿: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十年前开始尝试编制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,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,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,2020年提高到30%,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。不过审查2019年预算草案,2019年列入到中央预算国有企业提供给母公司的净利润是8318亿元,但是201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是1379亿,按照这两个口径计算出来的比例是多少呢?是16.5%。也就是说,央企母公司所得的利润,只有16.5%拿出来列到国有资本预算。这几年在审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时大家一直提出来要扩范围提比例,但是进展还不够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没有完成,还差近一半,我们准备怎么办?恐怕要有点紧迫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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